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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忽然發現這篇舊文一直沒有出街,在我未回應雙全最近的補充前,先添回這我以為自己已經說過的一些之前想法.}

本地的政治發展、藝術發展同樣急需有心人。作為社會公民的一份子，見到社會的不濟，行出o黎表達不滿可說是天公地義，惹來的爭吵，如龍應台在書展講座所言，正是香港的集體資產，因為討論可以幫助釐清問題，在現代的多元化社會中尋建理智的共識。問題是我們有很多的討論還未開始，又急需行動，又急需補課。(洪青田就曾把黃毓民視為提供人們補課的雞精老師，來解釋其受歡迎原因。)

由黎健強等新組成的「pH5攝影連動」，在1a空間策劃的《出o黎行—七人遊行攝影展》，貌似有心撮合藝術與社會政治，但兩者從來頗難平衝，展覽在形式與內容的結合上來看，作品普遍並不特別突出，對於主題也不入肉。雖或有如謝柏齊、謝至德等個別對於自身介入的反思，但和社會運動、遊行示威的能量相比，鏡頭始終似還是合適於充當「冷眼」。最"有力"的一件，遺憾地要算是又一山人的作品。說是遺憾，因為它雖是有搶眼處，卻因政治上的如此欠缺自覺，以至，它在"噱頭"之餘，並不可能是件好作品。

誰說誰「惘然」?
又一山人的作品《無言》，是一些遊行人仕拿舉著示威標語牌的黑白照片，然經作者的加工，牌上的標語口號被統統拿掉，只剩下空白的牌子。由於標語板沒有被明顯的加工，沒如外國藝術家Alfredo Jaar以強光尖銳帶出美軍的圖片封鎖，或本地搞建築設計的張智強那把城市空間照片局部著色帶出另種觀點的處理；結果，藝術家一己認為「無言」更可取的想法(哲理乎?)，就被迫要由那些拿著示威牌、面貌依仍清晰、身份可辨的人們來不公的承擔。藝術家這一動作，在政治上實在叫人難以接受，因它等同於把那些真實個體清晰的訴求抹掉。很容易地，就被史文鴻給展覽寫的文章進一步套改寫成「遊行者的惘然」。當然，真正「惘然」迷失的，是在自由黨裡忘了自由主義精神的史文鴻自己。

又一山人的作品沒錯有噱頭，或也可以招引來像本文一樣的討論，但作品招起(甚至是「計算」之內)或穩建於一個有意義的討論反思，可說是兩碼子事。故此，這或者壓根兒不是什麼藝術，而不過是另一個要奪人注意力的廣告設計橋段，而當廣告沒有了內容(客戶/信息)，卻不等於它就自然能成為反思的形式空間。

曾德平在又一山人策劃的文化博物館《建：紅白藍》展覽中，其所展出爭取居港權人仕的照片，就是對攝影在現實中所可以擔當的角色和發揮的力量的一個很好示範。紅白藍對於作者，隱然成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象徵，但不是一種現成的套用，而是一種活用。曾德平甚至在照片側放了一些箱頭筆，讓大家都可以寫上自己的心聲；相比較下，更顯又一山人的作品是極其封閉性彷似現代主義的白板一塊，將空洞無物的自我意識(形式)強加於他人。

現當代的藝術，在原則上，我認同是「什為都行」， 然而又一山人使用的不是「設計圖片」的觀念攝影，而是現實照片的數碼加工。這裡頭，在藝術和政治之間，有一些線確是不該隨便踰的。若非藝術家踩過界，評論者本也不該打破這自由主義中生活領域的區隔化，隨意對藝術作道德性的審判——雖然這(包括藝術自主性的)區隔本身，就是現代自由主義的政治(跟意識形態)。

承擔了藝術的唯名論，以及人人都是藝術家的當代藝術政治哲學的難局，不等於個人的審美判斷就不分好壞，又或價值中立就是任何情況下最應該的審美(人生)態度。如李傑去年七一拿著他的格仔布上街，或是白雙全今年七一起點終點的布條，兩位年青本地藝術家對於藝術和政治遊行的關係，就各有不同的個人想法和反思效果，處身兩個同也無言的不同位置，卻起碼曉得藝術與他人間的互相尊重，皆比又一山人更有政治上的智慧，留在一個個體的藝術家位置。

誰把誰「非政治化」?
在過去的著作中，馬國明曾經寫道過：「把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塗鴉搬到展覽館…是把本來政治化的非政治化，是藝術工作者對政治一無所知的結果。」有很多藝術圈的人或因此很忿忿不平，然而此言有它的一定正確性。現時民間的藝術家自得其樂的在非政治化，根本不用官方去擔心，就是一個像《出o黎行》的展覽亦如是，遊行要帶水帶風扇等，真的是芝麻綠豆的小事，為什麼人們要上街，那政治的訴求好像反模糊了，這就是人性化的側面嗎?盧婉雯對媒體芝麻小事報導切入點的批判，於此好像過份婉轉。

藝術和社會政治的關係，藝術工作者在今天普遍仍並未有深刻的反思，這也難怪，因為我們的時事新聞、政治文化亦如此不濟。職工盟去年為立法會選舉請了曾灶財替他們寫了包括還政於民、爭取普選等口號的環保袋，其實同樣將曾灶財的文字書寫看成是一種可以付錢買來(脫離其個人政治意向)的時髦藝術形式，於是一些本來鏗鏘的口號，卻成了另一個人非由心生(或庶民皇帝矛盾的民主訴求)的政治表態。這本來和又一山人之作品，同可視為政治藝術上的敗筆，然而兩者不同之處起碼還存在著藝術品跟政治宣傳品在性質上的根本差異。

在一個像《出o黎行》的政治化的展覽框架下，遊行(示威)之都背後人民的集體政治訴求，不幸地就被藝術之名一再模糊化，更把人們對現實不滿的表態，以目空一切的玄學風涼話扣上口沒遮攔、挑起互罵的帽子，這種個人化的時代側面閱讀，真的如此有藝術性的重要價值嗎?

展覽本來最有意思的，或該是公開讓人們送件貼到牆上去的部份，但參與的藝術家名單一定下來，藝術家的身份已成了另一與市民大眾劃開來的分界線。那些成千上萬的人們關於遊行的攝影照片，從來沒有打算進入藝術展場，究竟那裡去了?反過來不少的藝術品，其實不過是得遊行集會所成全的副產品而已。警方摘錄下來的示威標語清單、鍾庭耀的民調…比起藝術家的作品，對於我們認知自己、香港人，無疑更加的出色。

有時候我就覺得香港的藝術教育，經常仍是欠了學人Matthew Turner論香港威尼斯雙年展(《藝訊》)文章中最後所提到的situationist一派；而沒辦法對應社會現狀，其實也可能是香港藝術不得長足發展的原因之一，既不(如同運動員般)自認精英，又無法和大眾站在一線，只讓人感覺藝術無聊而多餘。公共藝術在香港，是否能如何兆基(同在《藝訊》)所言，填補藝術專業和普及之間的斷層，大部份時候，我十分的懷疑，那更似是另一種收編和自說自話。在西九、創意工業等的感召下，城中藝術追趕的普及化，其實往往輕視了精英藝術的政治哲學層面挑戰，民粹地擁抱庶民的生活符號。

誰代誰「出頭」?
《出o黎行》的開幕，就找來長毛議員梁國雄在牛棚藝術村外引領了一次象徵式的蚊型遊行，但或正是因為香港的藝術和社會的關係就是如此疏離，因此我們才會接受這表面化的噱頭，而忘了對作品作更深層的哲學反思批判?(當然，我這裡說的哲學就是指政治哲學，而非評論人小西在in-media網站上的報導談長毛開幕時講的那些攝影本體死亡論云云)。

「無言」，似乎已成了當前本地藝術生態欠了批判性討論而生的一種症候；或是太多的稍得利益者，都學了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般，經常逃避面向公眾的辯難(而票卻照投)?在不是相互唱好就是不敢直言的氣氛下，自然讓人誤以為單靠「一定得」的宣傳口號和舖天蓋地的形象攻勢就可以把人們催眠。幸而在最近一次有關策展文化發展的論壇中，畫廊負責人John Batten就終耐不著講者們不點名的泛泛言論，站出來指藝圈中人縮手縮腳(pussy-foot)，讓大家無所得益。另而在又一山人有份參與的本屆威尼斯雙年展的香港館匯報會上，也難得有人敢指場刊欠了俱份量的分析性文章，可惜策展人同又是選擇不去回應。

香港的藝術，尤其年輕一代，近年來確實強調所謂生活化的輕調子路線，但如此的發展方向，其實很容易流於一種消費性的個體心態或本位。Hello Kitty出現在新一期《藝訊》的封面，就是這新一代思維很好的一個符徵。社會性牽涉的政濟結構，彷彿卻於是總在香港藝術家作品的視野之外。然而，香港當前的社會政治實在倒退到很嚴峻的地步，藝術圈沒有理由以為可以置身事外。

在《出o黎行》開幕的翌晚，我走到遮打花園，明明頭上煙火燈色極其濃妝艷抹，人們卻就像重回到沒有收音機的年代，大家要走出來聚到一個地方，才有可能聽到一個敢言的人的聲音。而當人人為了記者拍攝(卻同樣大部份結果不見於報的)照片而高舉燭光一刻，我更覺得處身在這樣一個社會，藝術作品的政治哲學立場審思，絕對是一個有意義的審美考量，值得為無言的藝圈製造一點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