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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頭,就有新聞指張炳良表示,溫家寶所指本港仍有的一些深層矛盾未能解決問題是指政治議題,卻又立即被曾特首反駁所指實是經濟轉型.與其這樣站在一旁偶作無力的片言隻語,真不明白若有良知的學者何不回頭,愛貪危牆下的什麼?
或正是張炳良這行政吸納學術的政治例子,更使關基舜,鄭宇碩,陳祖為等學者放下身段決心組黨入黨.學者參政,其實已說明香港社會到了極不尋常,政府偏離了連依理依法去處理問題的職責,因此,一些有理由拒站出的人才會覺得"非出來不可".當學術的形象已被劉兆佳弄得毫無公信力,政治中的自我表態,反而或成了最後依個人作為來呈示公正公義尚存的陣地.
同蔡子強忘記其自己所提的"民粹專政"般,和雙全對談的呂大樂,其對於香港故事之所以難說某程度上是因為我們不願意承認它的淺薄一語,也是我近年就香港身份意識寫文時常引用的其一核心論述.可惜,見到早已選擇退出於政壇的他於對談中的話(http://oneeyeman.blogspot.com/秋27 ),我就亦覺得頗為失望,好像事態真有"旁觀者"(如同"退出公民"(Lee Weng Choy語)?)的身份位置(文化研究甚或不用稱這為何種"高地").
但若果我們仍舊以一直以來那"淺薄"的順風車心態來被動求民主,那我們民主的未來前景恐怕定必會如過往的幾十年歲月般近乎枉過,甚至(在時代的轉變下成為)有退無進.事實是,多一個人冷眼,香港的公民力量就少了比一個人多的力量(用搏奕論而言,放棄結盟(原則)無疑最自保,卻是最使對手得益的結局).這種港人的"內在矛盾",更是會成了敵人的口實,說我們沒有共識和主流意見.雖然明明是其426釋法破壞了香港人0708雙普選的共識(也令民建聯改口放棄此選舉承諾!). 處於我們的位置,還要過份去揣測中央的種種底線和反應,而不認識本地政策陷於的非理性/指鹿為馬,就是把判斷問題的自我基礎模糊了.
對於那些關乎於遊行等的藝術作品,我起初本認為有勝於無,但愈看愈憂心,如白雙全在對談中話:"我或我身邊的年輕人,都沒覺得已經到了非出來不可的位置."我想,這種對於社會事態敗壞的容忍程度,正是呂大樂本所該批判的港人淺薄意識/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