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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quote藝評Battcock的藝評是什麼,其實段說話簡單講就正像是Nothing if not (being) not critical, 又或簡單化一句Nothing but critical,當然,我是在玩藝評Robert Hughes著作的響亮標題Nothing if not critical玩笑.從"關係的關係"(moma/th&ml)"關係的政治"(th)跟"政治的關係"(ml)後,本來最正路就是來一篇"政治的政治",但這題目在先,就不易想到該寫什麼應題,忽然看著哈維爾,卻給我尋出一個另起變奏的好題目:他的"反政治的政治"哲學.

在視覺藝術中心聽白雙全/梁展峰的對談,白雙全最後就其在中國北京作作品時的緊張,(大意)說道香港人行出o黎遊行在自由的香港其實不算什麼.我聽罷感到不枉此行,因這倒是個迫我要去想我可以如何回應和理解這句駁不了的話.讀著哈維爾政治,再見!一書,我就忽然發覺其論述中的一點,就正可以與這相比較.(容許我大段大段的引用肖岩譯的網上版政治與良知一文(下文部份則參崔衛平的譯本稍經修改):

我常有機會與到我國來造訪異見份子的不同西方知識份子談話...他們最常提的問題是：你們人數這樣少，又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你真的以爲能改變現實嗎？你是反對社會主義呢，還是只想改進它？...我們能爲你們做些什麼？你所做的一切只會爲你帶來迫害和牢獄之災，卻又沒有可見的效果。是什麼驅使你去做你們做的一切呢？你會不會希望在你的國家重建資本主義？提這些問題的動機都是良好的，從渴望理解出發，而且顯示出發問者真的關心世界的現實和將來。然而，正是這類似一次又—次提問向我揭示出許多西方知識份子是如何壓根不明白究竟這裏發生了什麼事？究竟我們這群人在爲什麼而奮鬥？最重要的，我們的處境最終說明了什麼？
例如，就拿“我們能爲你們做些什麼？”這個問題來說，當然可以做得很多很多。愈多自由思想的人支援我們、關心我們，跟我們團結在一起，我們便愈少被捕的危險，愈有希望，我們不只是荒野中的一聲呐喊。但是，在這個問題深處的某個地方有內在的誤解。畢竟，說到底關鍵並非幫助我們這—小撮“持不同政見者”能暫時不致入獄。甚至也不在於幫助捷克斯洛伐克這個民族能生活得好一點、自由一點。我們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幫助自己。我們受特別的幫助太久了，太依賴於此了，也失望太多了：要麼就是人家在最後一刻毀約，要麼就是結果跟我們的預期完全相反。在最深刻的意義上說，還有某些事情更爲生死攸關：救贖我們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對話者。難道他們不是和我們全部人相關的？難道我的暗淡的前景，或者相反，我的希望，不也同樣是他們暗淡的前景和希望嗎？難道我們入獄不也是對他們的公開污辱，他們受到的欺騙不也就是對我們的指控嗎？難道布拉格人的毀滅不也是每個外省人的毀滅嗎？難道對發生在這裏的事視若無睹，甚至心存幻想，不正是在爲其他地方發生同樣的悲劇作準備嗎？難道他們的慘況不正是我們的慘況的先決條件嗎？關鍵並非捷克某個“持不同政見者”作爲受難者需要幫助。我能夠最好地幫助自已脫離危難。只要我不再做反對派便成了。關鍵是那些“持不同政見者”徒勞無功的和他們自己的遭遇告訴了我們什麼，是他們作爲和可以作爲他人的思想養料的那些方面？是他們瞭解自己的命運(因此也同我們共用命運)的角度？還是他們在什麼形式下變成向我們的探訪者提出的警告、挑戰、威脅或教訓？
有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也是這樣。...在我看來...問題根本不在於此，它其實更爲深刻，並與所有人都同樣相關：我們是否先不管什麼方法，只努力把自然世界帶回政治，並使之成爲政治的真正舞臺？是否應該重新恢復人類個人經驗作爲評斷事物的首要標準的地位？是否置道義於政治之上，置責任於欲望之前，使人類社會有意義，使人類的語言再獲內容？是否應把重點人性的“我”，自主的、個體的、有尊嚴的，因而尊崇更高的存在而自我負責的“我”作爲所有社會活動的核心，在面對這場極爲簡單而又具有全球意義的嚴酷鬥爭(反抗非個人化權力的擴張)時，不管對手是一個東方官僚還是西方經理？那只是偶然的地點問題，毫不重要。如果我們能保衛自己的人性，那麼可能還有一線生機，使人們也能找到某些更有意義的途徑去平衡我們的各種自然權利，去參與經濟決策，去獲取有尊嚴的社會地位。...畢竟，制度運作的目的是什麼，比它如何達到目的更爲重要得多。...從命運分配給我的角度看世界，我無法避免如下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類，仍然並不明白當代的真正危機是什麼。
例如，如果我們再看一下今日西方知識份子搖擺於其間的兩種其本的政治選擇、我們便會發現，它們只不過是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去玩相同的遊戲，這個遊戲由權力作匿名性操縱。正是這樣，它們其實是殊途同歸的；向著全球集體化前進。......帕托卡曾經寫道：有人若不願意爲賦予生命的意義犧牲自己，生存下去也沒有什麼價值。正是在這個棄絕有意義的生命的世界上，在這樣的...屈從於日常生活規則的世界上...大門向非理性的“保衛我們的利益”大大敞開。沒有以捐軀的勇氣來捍衛的道德能夠制衡它們。...然而，沒有了最高層次的犧牲，所有的犧牲就會都失去意義。...總的來說，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印象：西方文化對自身的威脅，遠遠超過5520導彈對它的威脅。...現代的新語言是否已滲透自然的人類話語中，以至即使是如此基本的經驗也無法溝通？...我想，提出了所有這些嚴厲的批評之後，人們希望我說—說。面對當代世界的兩難政治困境，我認爲究竟什麼是今日西方人的有意義的選擇。...在我看來，我們所有人，不管東方還是西方，面臨一個基本的任務，其他的任務相比之下都是從屬的。這是一個抗拒的任務——警戒地、深思地、專注地抗拒，必須在每一個步驟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種匿名的、非個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發展趨勢。即，抗拒意識形態、官僚、行政官僚、人工語言和政治宣傳口號的力量。不論它以消費、宣傳、壓抑、科技還是陳詞濫調的形式出現，我們都必須抗拒它複雜的全面異化的壓力。這種種形式，其實是狂熱主義的親兄弟，是極權主義思想的溫床。...我們所有的行動，所有由個人體認，公開期望和未經意識形態審查的生活經驗，必須以價值和責任爲出發點。我們必須相信自己良知的聲音多於—切抽象推論，而且只對良知的呼喚負責。我們必須堂堂正正地承認自已有愛、友誼、團結、同情和友愛的能力，根本不用爲此覺得難堪；正相反，我們必須把自己的人性中這些基礎方面從“私下的”放逐中召回。並以此作爲有意義的人類社會的真正起點。我知道所有這些聽起來非常籠統、含混和不現實，但我向你們保證，這些表面上幼稚天真的字句，源於非常具體真實而難得的與世界同在的經驗，允許我這樣說，我知道自己正在說什麼。

陳育強當年在我的畢業展的面試對話中,問我的正是為什麼我願意相信哈維爾不是另一種意識形態而已.我在不同時候大概會有不同的答法,有時可以說得好一些,有時本可以說得再好一點,但我現一刻想到的,則是Joseph Brodsky批判哈維爾的最大要害說的話:"也許人應承認,人並非那麼善良"(或者簡單的:人是危險的).但哈維爾堅持如此相信的精神,大概就正是對de Duve所說那體現了自由的價值與虛無並存的現當代藝術傳統的義無反顧張力承擔同一道理.套哈維爾對"反政治的政治"的說法:

我贊同“反政治的政治”，即是說；政治不再是權力和操縱的技術，不再作爲高於人類自身的控制論規律或互相利用的藝術，而是做爲打尋和達到有意義的生活，並保衛這種生活，爲這種生活服務的一種方式。我贊同政治是實踐的道德，對真理的服務，作爲對我們人類同胞真正的，人性的，並以人性爲標準的關懷。我想在這個世界上，這樣的路是極不現實的，運用和實踐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困難重重。然而，我看不到有什麼更好的選擇。

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其實想回應雙全的,不過是說香港人的上街面對的雖不是大陸內地人面對的那種危險,但我們同樣也別為我們的自由上街而看輕在香港社會這種自由環境下個體人們集體上街的另一種難度(要收效用,我們更不能僅依仗少數人).潘國靈版的我城有一段幽默地"和大家講吓上街嘅意義"的段落:"上街不同行街...上街...不可說成行街,更不可說成行街街.行街是i城獨有的方言.雖說行街,大型商場才是平日城市人愛行的"街"...但是沒有人上街會行商場的."至於和大陸的異見份子,其實我們站出來的意義沒有不同,再用潘國靈的話來說:"如果世界美好,我們...就不會集體上街了...我們還會上街...即是說,我們還未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