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25
對於[歷史城]的我思
香港人和歷史
可能因為香港於近代史的時空位置和角色其實頗為獨特，香港人和歷史的關係，也不是那麼易於處理。然而一地的文化身份位置，若有若無，歷史的論述，在過去重視歷史的時代，無疑起著一個很關鍵的作用。歷史書寫的背書，可說是肯定對象在文化歷史上的一種價值，甚至是確立主體性的重要手段。但若果香港長期以來的所謂主體性，正是在於其對大環境下大歷史、大論述的逃避，它的歷史主體書寫會是如何?或還是根本不會出現?
雖然香港文化工作者對大歷史論述有所保留，卻大概未至這般極端。回歸十年後的今天，連串的保育事件，是否意味著香港人對歷史意識的重新重視?談保育、談去殖，近年香港人也不是不熱衷於整理自身歷史，但「又喊又笑阿婆」的「口述歷史」、「環頭環尾」的「私檔案」、「一人一故事」劇場，最後如何匯成歷史?香港人對大歷史的抵制，會否正也是在要求一種別於過去、期望帶出眾數主體的(高難度/若非自我矛盾的)歷史書寫的方法?
期待香港人寫的香港藝術史?
繼外藉作者Petra Hinterthuer於1985寫成其Modern Art in Hong Kong後，內地學者朱琦也於2005年底出版了其《香港美術史》。前後20年間，一英一中的香港藝術史論述，(湊巧地?)同樣非出自港人的手筆。
其實，由誰來撰香港藝術史，本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每本論著代表著一種對於香港藝術史的認識和理解，而我們在尋求多角度理解事物及歷史時，香港本土的聲音又怎可以缺席?這個缺席本身，會否反映出一些香港文化上的現象、或是本地促進藝術史發展的建制上的某些缺陷?這些問題無疑同樣富有意思。
[海外的華人藝術史學者高名潞就在2003年的《香港雙年展》場刊(頁57)就提到「絕對個人化的身份意識提倡得過多，它也會成為一種抵觸建構鮮明的、有凝聚力的香港藝術的獨特語言和方法論系統的負面力量…更容易將自己消解掉…文化身份不是多種個人身份的相加。」]
然而對於實際的香港人，「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有由香港人執筆的香港藝術史？」的問題，癥結每每還是研究條件欠奉，支撐撰寫論著工程的前期準備資料不足，對比如《今天》「香港十年」談到香港文學史的問題無疑更是嚴重，只能靠個別的人物、分散的組織、無協調的機構來努力，一切離認真的動筆寫一本香港藝術史似乎還有一大段距離。
[藝術史書寫中的香港]
香港藝術書寫-中國現代歷史
香港近代的歷史性首要大事件，當然是九七回歸。但這個政治主權的回歸以外，香港的文化、藝術的身份位置，究竟有何意識/現實的變更，這無疑並非是香港人能單方面自我決定的。但若朱琦的《香港美術史》論著不過是王伯敏的《中國美術通史》計劃中遺留下的「邊界美術史」一章，那呂澎在其《20世紀中國藝術史》的〈前言〉提到其將〈台灣和香港的藝術〉獨立章節調整為〈繼續推進的現代主義〉，無疑就有一種把香港納入中國現代藝術史的視角調整。雖然這是章節名稱上的改變而已，但到底有一種從中國的全盤現代藝術歷史發展看香港的眼光在其中。當然，作為邊界，往往更也是文化交流的橋頭堡，對於引進現代性，其在引進的角色，或也可以扭改整個中國的現代藝術歷史發展為主導的論述，不過這些理論當然要有考證的支撐才不是理論空話。比較高名潞及何慶基各為今屆文件展的「is modernity our antiquity?」問題的不同切入，就或可見兩地對現代性和現代主義理解上的歧異。
[藝術史書寫在香港]
我們教與學的是什麼樣的藝術史?
(我們在再生產的是藝術史/藝術歷史/藝術史書寫?)
在香港，藝術史作為香港史的一部份這說法好像比較少聽，藝術史作為藝術教育的一部份則比較多，但藝術史作為(研究藝術歷史的)專科，實際的價值意義在那裡?藝術史作為研究藝術歷史的一門學科，在中大和港大藝術系所佔比重不輕，加上如新辦的香港藝術學院、浸大視覺藝術學院，甚至中學課程的引入，故此藝術史在香港當刻，似有相當長足的發展和普及。然而藝術史僅是藝術歷史?藝術的發展史，來到當代被受質疑，傳統的藝術史方法論(風格學、圖像學等)更被指未能顧及當代藝術的「(後歷史)發展」。事實上，藝術史若是一種知識的書寫，而非一種從處理過去藝術歷史而提煉出來的既定方法，能不著的更生，那好些「藝術史之終結」的論點也就不能成立。但藝術史的書寫，跟藝術理論、藝術批評的界線，到時候就可能同樣會變得乏晰。未來西九文娛區的m+標榜的視覺文化，在嶺南大學將成為獨立學系，又究竟是傳統藝術史的當代延伸，還是對傳統藝術史的挑戰?
可能因為香港於近代史的時空位置和角色其實頗為獨特，香港人和歷史的關係，也不是那麼易於處理。然而一地的文化身份位置，若有若無，歷史的論述，在過去重視歷史的時代，無疑起著一個很關鍵的作用。歷史書寫的背書，可說是肯定對象在文化歷史上的一種價值，甚至是確立主體性的重要手段。但若果香港長期以來的所謂主體性，正是在於其對大環境下大歷史、大論述的逃避，它的歷史主體書寫會是如何?或還是根本不會出現?
雖然香港文化工作者對大歷史論述有所保留，卻大概未至這般極端。回歸十年後的今天，連串的保育事件，是否意味著香港人對歷史意識的重新重視?談保育、談去殖，近年香港人也不是不熱衷於整理自身歷史，但「又喊又笑阿婆」的「口述歷史」、「環頭環尾」的「私檔案」、「一人一故事」劇場，最後如何匯成歷史?香港人對大歷史的抵制，會否正也是在要求一種別於過去、期望帶出眾數主體的(高難度/若非自我矛盾的)歷史書寫的方法?
期待香港人寫的香港藝術史?
繼外藉作者Petra Hinterthuer於1985寫成其Modern Art in Hong Kong後，內地學者朱琦也於2005年底出版了其《香港美術史》。前後20年間，一英一中的香港藝術史論述，(湊巧地?)同樣非出自港人的手筆。
其實，由誰來撰香港藝術史，本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每本論著代表著一種對於香港藝術史的認識和理解，而我們在尋求多角度理解事物及歷史時，香港本土的聲音又怎可以缺席?這個缺席本身，會否反映出一些香港文化上的現象、或是本地促進藝術史發展的建制上的某些缺陷?這些問題無疑同樣富有意思。
[海外的華人藝術史學者高名潞就在2003年的《香港雙年展》場刊(頁57)就提到「絕對個人化的身份意識提倡得過多，它也會成為一種抵觸建構鮮明的、有凝聚力的香港藝術的獨特語言和方法論系統的負面力量…更容易將自己消解掉…文化身份不是多種個人身份的相加。」]
然而對於實際的香港人，「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有由香港人執筆的香港藝術史？」的問題，癥結每每還是研究條件欠奉，支撐撰寫論著工程的前期準備資料不足，對比如《今天》「香港十年」談到香港文學史的問題無疑更是嚴重，只能靠個別的人物、分散的組織、無協調的機構來努力，一切離認真的動筆寫一本香港藝術史似乎還有一大段距離。
[藝術史書寫中的香港]
香港藝術書寫-中國現代歷史
香港近代的歷史性首要大事件，當然是九七回歸。但這個政治主權的回歸以外，香港的文化、藝術的身份位置，究竟有何意識/現實的變更，這無疑並非是香港人能單方面自我決定的。但若朱琦的《香港美術史》論著不過是王伯敏的《中國美術通史》計劃中遺留下的「邊界美術史」一章，那呂澎在其《20世紀中國藝術史》的〈前言〉提到其將〈台灣和香港的藝術〉獨立章節調整為〈繼續推進的現代主義〉，無疑就有一種把香港納入中國現代藝術史的視角調整。雖然這是章節名稱上的改變而已，但到底有一種從中國的全盤現代藝術歷史發展看香港的眼光在其中。當然，作為邊界，往往更也是文化交流的橋頭堡，對於引進現代性，其在引進的角色，或也可以扭改整個中國的現代藝術歷史發展為主導的論述，不過這些理論當然要有考證的支撐才不是理論空話。比較高名潞及何慶基各為今屆文件展的「is modernity our antiquity?」問題的不同切入，就或可見兩地對現代性和現代主義理解上的歧異。
[藝術史書寫在香港]
我們教與學的是什麼樣的藝術史?
(我們在再生產的是藝術史/藝術歷史/藝術史書寫?)
在香港，藝術史作為香港史的一部份這說法好像比較少聽，藝術史作為藝術教育的一部份則比較多，但藝術史作為(研究藝術歷史的)專科，實際的價值意義在那裡?藝術史作為研究藝術歷史的一門學科，在中大和港大藝術系所佔比重不輕，加上如新辦的香港藝術學院、浸大視覺藝術學院，甚至中學課程的引入，故此藝術史在香港當刻，似有相當長足的發展和普及。然而藝術史僅是藝術歷史?藝術的發展史，來到當代被受質疑，傳統的藝術史方法論(風格學、圖像學等)更被指未能顧及當代藝術的「(後歷史)發展」。事實上，藝術史若是一種知識的書寫，而非一種從處理過去藝術歷史而提煉出來的既定方法，能不著的更生，那好些「藝術史之終結」的論點也就不能成立。但藝術史的書寫，跟藝術理論、藝術批評的界線，到時候就可能同樣會變得乏晰。未來西九文娛區的m+標榜的視覺文化，在嶺南大學將成為獨立學系，又究竟是傳統藝術史的當代延伸，還是對傳統藝術史的挑戰?
